当前位置:主页 > N生活邦 >压抑年代下勇敢批判 文学见证威权体制的近身与日常 >

压抑年代下勇敢批判 文学见证威权体制的近身与日常

压抑年代下勇敢批判 文学见证威权体制的近身与日常

(芋传媒记者赖品瑀报导)14 日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,举行台湾民主深化进行式系列讲座「文学见证了什幺?」由促转会代主委杨翠、剧场导演鸿鸿与小说家胡淑雯、朱宥勋对谈,回顾在压抑的威权年代,文学家奋力以无比的创造力,成为批判意识的狭窄出口。

促转会近期接连推出「不是自己写的日记」描述当年国民党的校园威权,与「反白」从告密者视角呈现个人在威权体制下被迫成为参与的两支影片。无独有偶,讲座中文学作品中的告密者也成为讨论焦点之一。

「一个政治犯的生成,告密者这个角色至关重要。」胡淑雯介绍了李乔的作品「告密者」,从中描写戒严人格、戒严人性。3874 是一个从小以告密为乐的人,因为他自身平庸无才华,外在条件也并不讨喜,因此嫉妒人间的幸福,且旁观别人莫名落入厄运正是他最有快感的一件事情。

当 3874 终于遇上一位心仪女子,眼看爱情将要救赎他时,他却惊觉女子的思想是「有问题」的,因此他打算告密自己。李乔藉着这个故事,表现一个告密者的内在矛盾。

鸿鸿举简莉颖的剧作「服妖之鉴」,讲述一个有异装癖的男子,为了保全自己而成为一个告密者,然而最后东窗事发之时,他宁可接受遭诬指为一个共匪而受罚,也不愿让世人知道自己是一个性少数。迫害者转换为被迫害者之间的过程,让人玩味。

杨翠表示,文学中除了书写被迫害者,告密者也是一个重要的题材。因为所有迫害的故事必定有各告密者的存在,曾受害者,总会想知道告密者到底在想些什幺。

「告密者并不在遥远的他方」杨翠提醒,就是你生活周遭的人才能掌握你、才能帮你写日记。因此书写告密者,将让人感觉这个威权体制更近身、更日常。对读者而言,感受恐怕比描写受迫害者的故事更为有感。

而告密者与被害者之间也并非总是二元对立,胡淑雯举例,作家陈列出狱之后,有不少人向他坦承是告密者。其中他任教学校的校长表示,在陈列进入学校时,校长就遭要求要告密陈列,当时校长为了保护他,而只能接受这个任务,心想这会比让别人来做好一些,然而,终究有别人也会告密,因此陈列仍入狱了。

在描述受迫害者的故事中,也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。胡淑雯提出陈列的「踌躇之歌」,揭露自身在1970年入狱与出狱后的经历与心境。

第一次遭带走问话后,「我知道我的心不在了」,陈列写出自己在恐惧中努力辩解、揣测对方喜好并拼命输诚,因此对自己非常失望。出狱后更一度变成一个反动者,指责过去的朋友莽撞冒进,他又批自己变成配合统治者的人,协助掩饰加害者的罪行,他自述「这就是恐怖统治想要的威吓效果。」「恐惧、禁锢的力量把我隔绝、戒严、封闭起来了。」

陈列更写下他与一位前辈的对话「希望是会伤人的……我们在里面的日子,抱着绝望才能活下去。」呈现受迫害者身心受到的伤害难以抹灭。

朱宥勋举作家施明正「渴死者」、「喝尿者」等描述狱中所见人事物,有一心求死,要把生命从国家抢回来以求悲壮胜利者,也有放弃了神圣性、卑微的、屈辱的想要离开这个笼子,对生的渴望。

朱宥勋解释,施明正刻意选择很难阅读的语言来写作,从别的作品可以看到,他其实完全有能力写得通顺,但是若改过来,那幺感觉却完全不对了。胡淑雯以精神截肢、创伤语言,来形容这类作品要呈现的受迫害之痛。

朱宥勋表示,虽然文学经过创作,不一定全面真实呈现历史,但却更让读者有深刻感受,可惜目前通路不多,大众大多没有接触过。即便国文选过陈列的作品,但却选了「玉山去来」,让人以为他只是一个描写乡土的作家,或是即便介绍了白色恐怖相关作品,却只谈美学,不敢把它的政治性还给它。但胡淑雯也提醒,也是不能过度诠释,将作品没说过的塞给它,否则将沦为文宣,阅读与诠释,还是必须如实,不能自行剥削出新的意义。

杨翠认为,基于对真人真事的了解,人们準备好了感知装备,将能更理解文学中受迫害者的故事,两者缺一不可。无论是以疏离美学绕过党国教条的现代主义、或者是直书社会底层的乡土小说,文艺作品不只迂迴折射当时高压的意识形态控制,更体现了追求自由与解放的高贵人性。

压抑年代下勇敢批判 文学见证威权体制的近身与日常